元丰八年(1085年)三月五日，神宗驾崩。宋神宗本来想到他“人才时难，不忍终弃”之语写进诏书，不仅向朝廷发出信号，也是知会苏轼兄弟二人做好重新为朝廷效力的思想准备。于是将苏轼量移到京城附近的汝州。如今神宗仙逝，苏轼本以为有出头的希望，如今感觉泯灭了所有希望。他在《与王定国书》中，感叹道：“先帝升遐，天下所共哀慕，而不肖与公蒙恩尤深。故宜作挽词，少陈万一。然有所不敢者尔。必深察此意。无状罪废，众欲置之死，而先帝独哀之。而今而后，谁复出我于沟壑者?归耕没齿而已矣。”去年神宗得到苏轼的《乞常州居住表》读之，想起穷困潦倒但又才华横溢的苏轼，起了恻隐之心，允许他居住常州。如今他以汝州团练副使，前往常州。
其实，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，所有与变法相悖的人都只能离开朝廷。苏轼反对变法的激进，多次上表反对，只能到地方任职。宋神宗不是“乌台诗案”的始作俑者，但他有绝对的发言权，被贬黄州是他点头同意的。如今在宋神宗逐渐对变法引起的后果产生了不满，自然会想起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才。
苏轼认为的失去机会，正因为宋神宗的去世宋哲宗的即位，高太后当朝理政和旧党如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吕公著等旧党回朝为官，如今眼前一片艳阳天。
高太皇太后一理政就想起了当年仁宗皇帝“朕今为子孙得两宰相”之金口玉言，于是六月朝廷恢复他朝奉郎官阶，任登州职守，十月十五日到任登州。十月二十日朝廷诏令至，命令苏轼即刻回朝，任礼部郎中之职。回朝正是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吕公著等强烈要求的，重回稳定的治国之路，需要反对激进变法苏轼这样的人才来支持。
元丰八年(1085年)十二月上旬，苏轼抵达京师，安排全家居住在蒲池寺。刚回到京城还是蔡确为左仆射，韩缜为右仆射，章惇知枢密院事，李清臣迁左辖。司马光虽回朝，仅掌门下省，依然受到章惇等辈得谑侮。说明朝廷还是王安石变法派在执政。半个月后，朝廷诰令下，加爵苏轼为起居舍人，又称右史，是掌记言的官，即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，包括指令、命令、决定、巡查行动等，后即撰写为起居注。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，起居舍人自然要接触中央的最高机密，要求人品、道德高尚，必须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。这就是高太皇太后对苏轼的信任。这一职务，虽然荣耀，责任同样重大。于是苏轼连连上书辞免，他在《辞免起居舍人状》中说：“臣受材浅薄，临事迂疏，起于罪废之中，未有丝毫之效。骤升清职，必致烦言。”袒露心声地说：“今者出于九死之地，始有再生之心，危迹粗安，惊魂未返。若骤膺非分之宠，恐别生意外之忧。”这就是苏轼，率真的苏轼。
苏轼未能被辞免，于十二月下旬，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，勉强就任。皇帝随机赐予绯色官服和银鱼袋。宋朝五六品官服为绯色，配银鱼袋。苏轼在密州时就已经穿上四品以上才能穿的紫色官服，但由于“乌台诗案”贬了官，这时苏轼只能以七品入侍哲宗。故有哲宗“赐银绯”，以提升苏轼的地位与身份，特表示恩宠。
元祐元年(1086年)三月，苏轼又加爵，朝廷诏命为中书舍人，正四品，属中书省官员，所以例兼知制诰。其职责为撰写诰命，参与国家机密，地位显赫，职权甚重。如朝廷下达的诰命有不合实情，中书舍人可拒绝撰写诰命，即有“封还词头”的权利。如当年苏辙任职商州军事推官，王安石不撰词，苏辙就不能赴任一样。中书舍人一职，必须有出众的才能和资望的人担任，按规定还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合格的时候才能任命。朝廷直接向苏轼下达任命书，在大宋立国的一百二十多年间，只有陈尧佐、杨亿、欧阳修三人未经考试而担任知制诰，足可见高太皇太后何等看重和信任苏轼。
这还没有结束!只是苏轼作为一个贬官，竟升迁如此之快，朝野惊讶，百官议论纷纷。苏轼还是感到惶恐，再次上书《辞免中书舍人状》中说：“臣顷自贬所，起知登州，到州五日，而召以省郎;到省半月，而擢为右使。……出入禁闼，三月有余，考论事攻，一毫无取。今又冒荣直授，躐众骤迁。非次之升，既难以处;不试而用，尤非所安。”高太后对于这样的辞状，当然放置不允。但高太后为了赵氏百代基业着想，于八月再次下诏，升迁苏轼为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正三品，着紫服、配金鱼袋。宋朝宰相为二品，一品几乎未曾颁赠过。因此任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奏。同样苏辙右司谏迁升起居郎，再升中书舍人，兄弟二人数月间，均连升三级。苏轼自己都说：“曾未周岁，而阅三官。”
苏轼还是一如既往地辞免，但高太皇太后坚定自己用人的信心，不准奏辞。她不但派内臣董士隆到苏轼住处举行宣诏礼，宣读任其为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圣旨。同时：“特赐紫色服一对，金腰带一条，金渡银鞍辔马一匹。命服出笥，荣动搢绅”。以后苏轼出入朝堂，皆按所赐物件穿戴，佩金鱼袋，骑马上班。苏轼再也无法辞免，只能接收任命和赐物。连上《谢宣召入院状二首》《谢翰林学士表二首》《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首》，叩谢皇恩，以表对高太皇太后的之于之恩。
翰林学士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进行。翰林学士在院中办事时，也是称之为“锁禁深夜”。一般，翰林学士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，草拟圣旨，在双日发布。黄昏时，翰林学士顺着宫中东墙进去，直到内东门，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，连接皇帝的住处。苏轼任“翰林学士知制诰”(皇帝秘书)，这一职位永远是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，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一步。再者，为皇帝草拟圣旨，就使苏轼得以亲密接近皇帝和太后。宋代的翰林学士是皇帝侍从近臣中高级别的实职官，其主要职责实为皇帝撰写诰命，凡有大臣任命书、国书、赦书、重大号令等均由翰林学士撰写，并由宫中直接发出，称为内制。故翰林学士又称“内翰”，或谓之“内相”。而中书舍人撰写的诰命，是中书门下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，称为“外制”。在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(1086—1089)，他拟了约八百道圣旨，现都收于他的全集中。苏轼在这里，按照高太皇太后的口述来拟就诏令，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。文字无不铿锵有力、妥帖工巧、简练明确。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典，富有例证譬喻，苏轼写来轻而易举。
苏轼从神宗去世的“谁复出我于沟壑者?归耕没齿而已矣。”到如今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兼侍读，光环闪耀，风光无限，哲宗在高太皇太后、司马光、苏轼等的精心辅助下，出现了为历史学家称赞的北宋末年的“元祐之治”。
从神宗去世到现在，短短17个月时间，苏轼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，跃升了12个官阶。这种“火箭”般的升迁，令许多官员更加震惊!这段时间，正是司马光在朝为政或担任宰相期间取得的，元祐元年(1086年)九月初一，司马光因病逝世。到元祐四年(1089年)的近四年，苏轼官职再无变动。只是元祐二年(1087年)七月初四，朝廷又诏令苏轼兼侍读(皇帝的老师)，这是苏轼第一次作为皇帝的老师。作为皇帝的老师，必须在人品、学识、才华、德操兼备。所以可以说，苏轼的快速升迁不仅与高太皇太后、宋哲宗有关，还与旧党重臣司马光、文彦博、吕公著等有直接关系。后来，他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中有利于百姓的变革应该保留中坚持己见，更是苏轼忠心为国报效朝廷的良苦用心有关，因为苏轼内心永远是他坚持与恪守的“民本”思想。
武斌写于2024年2月21日成都家中